企业集团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尽管呼声较高，但改革却仍然没有触及根本性的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多数尝试集中在建立市场利率指标，打通利率传导体系等一些议题上。希望5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能为中国今后十年的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在市场利率环境下，债券市场的分层和利率结构的完善，也将有利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繁荣，这也对货币政策决策和实施的要求更高。而这一切也离不开资本，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金融系统的改革是谨慎的渐进。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新现象，应该为决策者和市场关注。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

同时，中国各商业金融机构在风险管控上在过去5年内出现了长足的进步，这表现在各银行普遍提高了风险部门的级别和投入力度，并开始真正开始关注信贷风险、声誉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市场风险。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因此从需求角度来看，总需求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拉动经济增长的责任正在不断由消费转移给投资和净出口，导致了越来越大的投资规模和巨大的贸易顺差。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早晚还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金融危机，不但把别人拉下水，并终将导致自身的衰落。这条路不改变，未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极大。但同时也保持或加深了结构失衡。但是，一旦这种模式支持不下去，矛盾就可能爆发。

因此，实际上美国的投资也是靠借外债来维持的。第三方面，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缺乏保障导致的高储蓄行为。

像石油、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银行、保险、电信、烟草等行业，利润率比一般竞争性行业高一倍到数倍，大部分属于资源性或垄断性收益，应纳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会公益，但长期以来基本上归企业所有。但中国作为债权国的地位并不值得羡慕，因为这些债权的实际价值会随着美钞的发行而不断蒸发。这样做对美国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增发货币或多或少总会刺激需求，提振美国经济。但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并非随便哪个国家都有资格享受。

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富人和中上收入阶层负担的税率都低于中下收入阶层的税率。这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猛增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约占7个百分点，占涨幅的一半。[4] 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极少数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均未计算在覆盖率中。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43上升到0.47（实际上可能更高）。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和其赖以立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创造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强大的美国，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因此，借债消费使美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可以不改变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的状况，同时又把国内的社会矛盾保持在缓和的范围内。

实际上普通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自金融危机以来，已经被迫降低消费，使居民储蓄率由负转正，提高了几个百分点。中国的外汇储备越积越多，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总储蓄已超过GDP的一半。这清楚地说明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远高于低收入居民。据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2010年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储蓄率为38%，而10%最低收入户的储蓄率只有8%。特别是在最近10年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急剧走低，从2000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7%，降幅达15个百分点。为了避开产能过剩，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入了越来越高的热情。从20世纪70年代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起，美国政府采取了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未偿还债务越积越高，占GDP的比重从1974年的低点38%逐渐上升到2007年的53%。

通过这种方式，债务负担得以转嫁给全世界。美国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也是这种政策的反映。

考虑到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过去曾一度降得过低（1995年仅为10.3%），后来的回升有相当的合理性。在衰退期间，为防止更大的经济滑坡而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外，土地征用、出让和土地出让金管理，也是政府管理透明度最低、最缺乏监督的部分，导致大量幕后交易、暗箱操作，是贪腐、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收入分配恶化最集中体现的领域。恰恰是这样的次级信贷，被美国金融机构经过金融创新打包成优质金融资产，销往世界各地，最终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

这些导致结构失衡的因素，都与不适当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直接相关。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靠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支撑。2007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体的美国家庭负债已经积累到13.8万亿美元，与当年GDP总额等值。这源自居民消费比重的下降，其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降至2010年的34%以下[2]。

[3] 在土地出让金收入中，一部分已用于征地、拆迁和土地开发。最近资源税改革终于出台，是一个进步。

企业收入比重上升有几个具体原因。但二战以后，特别是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在经济上实行预支未来、向国外转嫁负担的利己主义政策，在国际战略上实行武力优先的强权主义政策，对外政策已与其立国的理念背道而驰。

泡沫破了之后，有两种对策。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自然会拉动平均储蓄率上升。

但其姗姗来迟和覆盖范围有限，也说明了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之艰难。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的天文数字负债，恰好构成了两国反方向结构失衡的标尺。在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部分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占了很大的部分。这样做，美国的超消费模式不必改变，既有的既得利益格局短期内不被触动。

另据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计算，2000-2010年间居民储蓄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中国除了更加理智清醒地管理自己的外汇储备，调整自身结构，和奋发图强，求发展、求进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别无他途。

但是，如果不对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盲目投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不杜绝政府腐败，就无法把浪费和流失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保和公共服务。随着储蓄率上升，资本形成相应提高了13个百分点，2010年接近GDP的49%。

如果按这个比例扣除征地成本，并扣除社保基金支出部分，只计算社保净收入，则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涨幅为11个百分点，其中土地收入增长占5.5个百分点，仍占涨幅的一半。通过买房，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大量转移到政府、房地产商和富裕的炒房者手中，是消费需求受到压缩的一个重要原因。